非圣 by 余子虚

     我们处在一个叫骂的时代。
     前几日在报纸上看到，王朔在凤凰台恶骂杨澜，看到这里，只是会心一笑：王朔又骂人了。笑容还没凝固，心下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这会心的一笑，说明自己已经习惯“文坛”上的叫骂声了。
     自古文人相轻，从今古文斗争，刘子骏移书太常博士时起，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一直活在论难中，思想的交锋夹杂了政治的倾轧，便是所谓党争。但辩难也罢，党争也罢，尚不至于粗口，扮也要扮个公允持重的样子。唯独今日例外，文人不辩则已，辩必叫骂，仿佛不恶语粗口便不足以成文。王朔是骂林老手，韩寒是骂林新秀，诗坛更是叫骂的江湖，甚至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亦多惯骂，前几日网上传出“十全大补博士”批于丹，那篇“檄文”便是绝好的例子。
     不仅骂，还歧视讲理。在叫骂的世界里，破口大骂是真豪杰，污言秽语是真性情，至于静心讲理的声音，则都成了鲁迅眼中的陈西滢——所谓的“正人君子”之流。于是乎，叫骂者遂摆脱了“乡愿”与“公允”的嫌疑，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他们或许在心底洋洋自得，自诩绍承了鲁迅的衣钵，亦未可知。
     鲁迅好骂人，他的老师太炎先生亦好骂人，无论是《鲁迅全集》还是《章氏丛书》，都有不少“骂人”的文字。二位先生的“骂”是狮子吼，能振百代之颓风的。而今日的叫骂，却已渐渐成为吸引大众眼球的话语方式，是文人的一种非自觉的炒作方式，在花样繁出的讥嘲怒骂之中，有价值的思想实在是日渐匮乏了。而一旦思想缺位，叫骂便成了色厉内荏的表演——譬诸潘金莲，明明自己心中有鬼，见到武大郎每日晚出早归，也还是要叉腰戟指、恶骂不已的。
     在叫骂的时代里，好骂人者不少，但占绝对数量的还是那些爱听骂人的——很简单的道理，叫骂的流行，必然是有市场的。小时候读鲁迅，看到讲“看客”的几篇名文，其实是不甚懂的：蒙昧时代当街看砍头的“壮观”已成陈迹，在这个工具理性的时代，街上人行匆匆，各自忙着讨生活，连围观吵架的情景亦日渐稀少，遑论围观杀头的“强壮而麻木”的大众乎？街上少了“看客”，自然不解鲁迅先生的锋芒所指。也是随着年岁日长，才一点点地悟出一个道理：其实，无论是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看客”是依旧如故的，只不过大多不是围观，而是藏在各自的角落中，泛着冰凉的笑，偷偷地窥探热闹了。叫骂，满足的便是这些“看客”的眼，骂声吸引来众多眼球，角落里的“看客”也享受了足够热闹的大戏，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其实，如果叫骂仅仅是“被看”的话，亦让人无话可说——这本是一个娱乐的时代，在大众传媒的环绕中，大众简直是要“娱乐至死”的，听几句文人骂街又算什么。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叫骂的风行，正是我们的话语方式发生了质变的一个缩影。回首历史，我们经历了至少二十年的话语暴力，叫骂的盛行，是不是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无论是骂人者还是大众，倘若习惯了强力的声音，遗弃了判断的理性，绝非什么好事情。孔子曾用草与风来譬喻民众与德政的关系，“草尚之风，必偃”，今天，在叫骂的滚滚旋风中，我们是不是也仿佛墙头上衰凉的秋草，哪边的骂声响亮，就不自觉地“偃”向哪一边了呢？
     叫骂，酷似呐喊，只不过后者是战士的声音，前者却是暴徒的发泄。鲁迅先生有一个经典的譬喻：铁屋中的呐喊。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依旧活在那间铁屋中，只不过，身边已没有人呐喊，却平添了不少骂街的声音——叫骂的时代，确是我们所独有的一道特殊的历史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