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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s a Virtue
星期三, 八月 30, 2006
富士康指责媒体“践踏新闻自由”，媒体控诉富士康“对新闻报道赤裸裸的威胁”。
记者不能总是放任自己利用专业素养以“不错”的语言陈述有选择的事实，却将公众态度引向偏颇的方向，受到打击又回过头用“新闻理想”、“社会公器”和“言论自由”来安慰和武装自己。
富士康不善，3000万索赔的起诉行为和财产保全申请——至少从结果上看——必会起到威慑而不仅仅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效果。官司无论输赢，诉讼期间财产冻结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已经足够造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也足以成为未来记者报道过程中的风险成本计入考虑。
但卑劣手段的受害方不必然是正义。
在富士康事件中，记者报道在全景和客观的要求上绝对是不及格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报道一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至少这样的报道是无法让我们判断事实本来面目的。这与记者本人对这次报道“还原真相”目的的自我意识仍有着不小的差距。我不否认达到全景和客观的难度，特别是在富士康工厂封闭的态度面前，但记者本人有责任对其所掌握的事实抱有足够的“不自信”，不应草率地将现有信息引向（或暗示地引向）特定的结论和态度，媒体更对这样一篇文章的发表抱有足够的“不自信”，我相信一篇有失偏颇的文章，明眼的媒体人是有能力从文章本身即发现的，“平衡报道”不单是用来攻击异见媒体的武器，更应当是在无法获得对立方信息时对现有信息的谨慎（或说“不自信”）。
媒体界是在富士康向记者开刀之后，对此事件的关注度戏剧性地骤然升温，扮受害者，扮弱势，控诉“强权”，很是让人看不惯。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任何一个人的本能，包括媒体从业人员，但希望他们在失态过后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在争取回“社会公器的尊严”后，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公器层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凭借自我保护本能对自己格外好，“新闻自由”和“劳动者权益”对这个社会是同样重要的话题，如此“骤然升温”所凸现的厚此薄彼，不应是“公器”所表现出来的。“伸张正义”不是“主张权益”，多替他人做吧。
记者不能总是放任自己利用专业素养以“不错”的语言陈述有选择的事实，却将公众态度引向偏颇的方向，受到打击又回过头用“新闻理想”、“社会公器”和“言论自由”来安慰和武装自己。
富士康不善，3000万索赔的起诉行为和财产保全申请——至少从结果上看——必会起到威慑而不仅仅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效果。官司无论输赢，诉讼期间财产冻结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已经足够造成巨大的影响。这种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也足以成为未来记者报道过程中的风险成本计入考虑。
但卑劣手段的受害方不必然是正义。
在富士康事件中，记者报道在全景和客观的要求上绝对是不及格的，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报道一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但至少这样的报道是无法让我们判断事实本来面目的。这与记者本人对这次报道“还原真相”目的的自我意识仍有着不小的差距。我不否认达到全景和客观的难度，特别是在富士康工厂封闭的态度面前，但记者本人有责任对其所掌握的事实抱有足够的“不自信”，不应草率地将现有信息引向（或暗示地引向）特定的结论和态度，媒体更对这样一篇文章的发表抱有足够的“不自信”，我相信一篇有失偏颇的文章，明眼的媒体人是有能力从文章本身即发现的，“平衡报道”不单是用来攻击异见媒体的武器，更应当是在无法获得对立方信息时对现有信息的谨慎（或说“不自信”）。
媒体界是在富士康向记者开刀之后，对此事件的关注度戏剧性地骤然升温，扮受害者，扮弱势，控诉“强权”，很是让人看不惯。保护自己的权益是任何一个人的本能，包括媒体从业人员，但希望他们在失态过后能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在争取回“社会公器的尊严”后，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公器层面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凭借自我保护本能对自己格外好，“新闻自由”和“劳动者权益”对这个社会是同样重要的话题，如此“骤然升温”所凸现的厚此薄彼，不应是“公器”所表现出来的。“伸张正义”不是“主张权益”，多替他人做吧。
孟琢 说...
当某一种职业的从业者能够在支配层面上垄断——（1）和所有权的垄断不同，支配权的垄断往往是一种流动的垄断；（2）这种垄断，并没有量化的测查方法；但可以界定出一些基本的评定标准，例如对实现权力的操作过程的掌控——某种社会权力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从业者是属于同一个松散职业共同体的。
这样一个松散的职业共同体，在面对激烈的外在冲击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联合对外”的情感冲动。这种情感冲动的内在的利益诉求，是为了保护本共同体对社会权力的流动的垄断。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理性的、反思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
是否应当限制这种支配权的垄断呢？
如何创造限制这种垄断的社会机制呢？
这样一个松散的职业共同体，在面对激烈的外在冲击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联合对外”的情感冲动。这种情感冲动的内在的利益诉求，是为了保护本共同体对社会权力的流动的垄断。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理性的、反思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
是否应当限制这种支配权的垄断呢？
如何创造限制这种垄断的社会机制呢？
徐杨 说...
先插播一条新闻：
富士康改3000万索赔为1元 翁宝称是新闻同业胜利
富士康改3000万索赔为1元 翁宝称是新闻同业胜利
8月30日，鸿富锦公司发表公告，表示将向深圳中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财产的冻结，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报社并列为被告，并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改为1元象征性赔偿。
徐杨 说...
富士康“也”很会扮受害者。
关于监督职能，我一向不认为媒体应该扮演如现在媒体和社会意识中如此重要的角色。今天窦文涛有一个表述，大意是记者在“新闻理想或者说压力”下，仍然继续冒着危险报道。其实很精辟，多数时候，记者工作是源于压力，受到打击又捧出新闻理想。
一方面，媒体的确是弱势，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获得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握着话语权，作为唯一的（也是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这才会产生必然的矛盾，我们不敢轻言削弱媒体的任何权力，或者增大它们报道的风险成本，它们脆弱到一旦继续削弱，就几乎无法行任何监督职能，因为获得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其成本已经相当高。
事实上，真正的监督职能应该由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完成，他们有着极低的获得全面信息的成本（拥有权力），并面临着极高的一旦失实或不当泄密的风险成本。在企业监督方面，它们受邀对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审计”，向社会公示审计结果。英国政府鼓励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初期，发布此类报告并显示在社会责任方面较为出色的企业获得特定的商业优势，至少为有能力支付溢价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而它终将发展为任何公开发行的公司，作为公众拥有的资产，必需履行的一项披露义务。
媒体在这里还能做什么？他们仍占据整个链条的两端，在末端，他们凭借最优势的话语权地位筛选和传播上述信息，评论上述信息，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始端，他们仍能在初期发现问题，并且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规则趋于科学和完善。当然，我相信始端的职能也将会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被各种“自媒体”取代。在信息获取方面，“自媒体”是“人海战术”，是“游击战”，比媒体更有优势。
关于监督职能，我一向不认为媒体应该扮演如现在媒体和社会意识中如此重要的角色。今天窦文涛有一个表述，大意是记者在“新闻理想或者说压力”下，仍然继续冒着危险报道。其实很精辟，多数时候，记者工作是源于压力，受到打击又捧出新闻理想。
一方面，媒体的确是弱势，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获得全面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握着话语权，作为唯一的（也是非常强有力的）武器。
这才会产生必然的矛盾，我们不敢轻言削弱媒体的任何权力，或者增大它们报道的风险成本，它们脆弱到一旦继续削弱，就几乎无法行任何监督职能，因为获得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其成本已经相当高。
事实上，真正的监督职能应该由这样一个独立的机构完成，他们有着极低的获得全面信息的成本（拥有权力），并面临着极高的一旦失实或不当泄密的风险成本。在企业监督方面，它们受邀对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审计”，向社会公示审计结果。英国政府鼓励企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初期，发布此类报告并显示在社会责任方面较为出色的企业获得特定的商业优势，至少为有能力支付溢价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评判标准。而它终将发展为任何公开发行的公司，作为公众拥有的资产，必需履行的一项披露义务。
媒体在这里还能做什么？他们仍占据整个链条的两端，在末端，他们凭借最优势的话语权地位筛选和传播上述信息，评论上述信息，引起公众的关注；在始端，他们仍能在初期发现问题，并且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规则趋于科学和完善。当然，我相信始端的职能也将会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被各种“自媒体”取代。在信息获取方面，“自媒体”是“人海战术”，是“游击战”，比媒体更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