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道未善 by 王克强

    入民国后，郭则沄一度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又兼各部顾问，月收入达到了令人咋舌的8000银元。可是，北洋政府中直奉两系疯狂倾轧，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又明争暗斗，处在夹缝中的郭则沄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勉强撑持到1922年，已成为百万富翁的他，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隐居著书的生活。“五四”之后，“打倒孔家店”虽已成为社会主流之共识，但郭则沄仍然执拗地守护着传统文化，他与傅增湘、夏仁虎等名人学士相往返，结成了“蜇园诗社”，并编印《蜇园击钵吟》，弘扬中华诗词文化。他欣欣然组织了一个“耕烟雅集”，研究出了二十多种水烟的配方，并将闲情文化中的“品烟逸兴”融入雅文，以此大力宣扬中华烟文化。
    有一年夏天，他还发起了一次消夏雅集，在什刹海会贤堂大摆“什锦冰碗”，北平各路财神济济一堂，在郭则沄的倡议下，绅士们当场给香山慈幼院捐了一笔颇为可观的经费。郭则沄致力于揭示闲情文化的本质意义，他把寻常的人生提炼为高雅脱俗的生活艺术，把寻常的“人境”点化为诗情画意的境界，在寻常的生活中获取巨大的精神乐趣与审美享受。他终于成为了一位悠游旧京的、真正的朝市大隐。
    祝丹卿的来信，唤醒了他业已尘封二十多年的江南梦。走向大自然，追求超社会功利的审美享受；走向江南，借山水之美来陶冶自己的精神气度，正是多年来久蕴胸中、挥之不去的梦啊！于是，郭则沄欣然接受邀请，致信丹卿兄，约定来年秋天与兄台共游横泾，在那里钓得一份清静，钓得一丝悠然，钓得一片自由。
                                                                  三
    然而，世间事常难遂人愿。第二年恰恰是1937年，是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华北、华东刹时笼罩在一片纷飞的战火之中。郭、祝二友从此音讯两茫茫。郭则沄留在北平，继续当他的寓公，继续从事着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而祝丹卿则避居苏北泰州，他顶住压力，断然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以至于一生的心血——祝氏产业悉数被毁。  

    1939年5月，祝母病故，一个月后，祝丹卿也因悲哀过度溘然长逝。郭则沄得到消息，已是这年盛夏。匏庐之中，寒意弥漫。36年岁月悠悠，当年殿试相识，似乎还恍如昨日。四周熟悉的人和物都在飞快地消失，郭则沄体验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失落，但他绝不向险恶的环境低头，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他虽然没有去过常熟横泾，可他决心创作一幅《芦荡系舟图》，来表明自己的心志，来纪念远逝的好友。一幅扇面徐徐打开，一支画笔凝重起落。“设色纸面”上，依次出现傲骨嶙峋的山峰、凄冷彻骨的湖水、呜咽的瑟瑟秋风，飘零的枯黄残叶、萧瑟的纤弱芦苇、漂荡的一叶孤舟。郭则沄运笔如飞，借想象中的“冷落、荒凉、萧寒”之芦荡，抒发了胸中之郁气，于一笔一划、一山一水之中，将自己的主观兴绪传达得淋漓尽致，于是，元代山水画的审美情趣跃然纸上。同样是遭遇外族的压抑欺凌，同样是拒绝寇仇的威胁利诱，郭则沄一举契入了元代精英画家的精神气场。在画面上方，郭则沄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识曰：万壑皆秋声，残叶战风雨。一舸芦中来，或者逢渔父。他的心灵轨迹全部贯注在这流动转折的书法线条中，这浓淡相宜的墨色渲染里。那意兴，那气势，那时空感，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境界：儒家的抒情言志、道家的以物达情、释家的空灵超脱，在这里水乳交融。画面中的横泾芦荡早已脱离了本原，转化成了郭则沄表达情感的工具：日寇肆虐华夏，此时此刻，即便置身盛夏，亦如肃杀寒秋。四望腥风血雨，老夫一如残叶，宁肯抱枯枝头，绝不委身腥膻。他在默默守候，守候那驾舸而来的渔父。那渔父仿佛就是祝兄，正唤他携手苇丛。在扑鼻的芦香中，渔父娓娓地对他说：“国难当头，我辈虽无力杀贼报国，却还是要给年迈的生命找到存在的理由，从而将精神指向一个高尚的世界。为此，我们可以罔顾凶残的日寇，可以看淡‘隐忍苟活’的指责，任心灵独往那幽远的理想，这就是尽我所能，保留并弘扬民族文化。”这也正是郭则沄的心愿啊！
       于是，在风声鹤唳的北平，郭则沄继续推进他的两大巨著《十朝诗乘》与《红楼真梦》的修改及创作。《十朝诗乘》是专门评述清代十朝（顺治到宣统）史事的诗作，内容丰富，史料翔实，通过有清一代的诗歌，反映清朝的历史。24卷湟湟巨献，为对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清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照。《红楼真梦》则是郭则沄专门创作的《红楼梦》续书，相比其它“红楼续书”之信口开河、文字伧俗，《红楼真梦》构思匠心独运，文笔清新雅致，堪称续书中的上上之作。书中描写贾宝玉重返太虚幻境后，仙师授予他一种修道方法，非凡俗可企及——给他100个字，让他独处洞中，一天想一个字，参悟字中哲理，100个字都想完了，也就得道了。宝玉不但可在太虚幻境中活动，还可回到大观园生活，虚实世界连成一片，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该书最初连载在《中和》半月刊上，一经刊行，就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震动学界。
      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钦服于郭则沄的学问，请俞平伯当说客，劝说郭则沄出任华北教育总署署长。郭则沄闻言大怒，他义正词严地对内弟俞平伯说，老夫与周作人夙无交情，又非同道中人，因此根本不可能与之为伍。尤其是在这山河破碎之际。自己既然不能兼善天下，驱逐强虏，那么总该做到独善其身。俞平伯被姐夫的爱国激情所感动，当即表示理解支持。平伯走后，郭则沄余怒未消，他用清丽的骈文写了《致周启明却聘书》，发表在1942年11月的《国学丛刊》上，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当他又得知就连《中和》半月刊，也是伪国立编译馆资助的真相后，仅发了两回就不再供稿，读者颇以为憾，以至郭的挚友瞿兑之也亲自登门说项，恳请郭则沄继续供稿，同样遭到了严词拒绝。
     对于日寇来说，郭则沄就像芦苇一样脆弱，他们甚至不屑于毁灭他。然而正是他，不择地方而盛，不选风水而长，在一片枯黄中续出了一抹新绿。他不就是一根风标独立的苇草吗？在险境中固守着自己心中那一方辽阔幽深的横泾芦荡，固守着传统士大夫的全部尊严，固守着弘扬民族文化的超迈理想.
                                                            四
    微风拂过，泾畔的芦苇，又开始了晶莹剔透的起伏。小朱沉吟良久，说：“我还是不认同郭则沄的人生抉择。国难当头，他写的《十朝诗乘》、《红楼真梦》即便学术价值深厚、文学意蕴丰富，对全民抗战也是于事无补。当时形势危急，我们更需要浴血奋战的新四军战士，更需要激发民族凝聚力的抗战文学，不是吗？”我冲他轻摇食指，毅然决然地说：“一个社会应该是一种复合式的存在。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强求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以同样的方式投入社会的中心课题。一个民族，除了要解决其最切近的问题之外，还应该有延续其文化传统的长远事业。社会成员本来就有分工，一部分热血志士自当抗敌报国，而对民族文化进行传承与研究的人士，也应该得到理解、尊重与支持。支撑族群生存的文化根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漠视啊！一个无根的民族，即便赢得了世界，最终亦难以规避——悲剧命运！”忽地，我们都沉默了。船舷边荡起的涟漪，似乎是芦苇不平的叹息，在湿湿的光影间惆怅。
                                                           五
    生命，就是那自由的精灵，在远离俗见的淡泊中，独守泾畔那一方瘠土，兀自潇洒，兀自倜傥。它那高挑的筋骨，奋力将人生的诗意一缕一缕地点亮。那亮丽的芦叶，密生于“竹苞松茂”的文化滩涂之上，就如同一抹灿烂的微笑，唇启轻盈间，终将沼泽的凄凉与艰辛浓缩成了永恒的沉默。

             这本书，着力于展示明、清时代江南士大夫执着于理想追求的悲情人生，再现了他们挣扎在憧憬与现实之间的彷徨焦灼的心路历程。
　　　　 全书由二十九篇各自独立的散文组成，基本上是从一个个异质的历史人物切入，揭橥的却是往日的思潮、传统的痼疾、时代的阴霾与专权的罪愆。如《繁华三更梦》，通过嘉庆六年进士群体中的几个代表人物的官场遭际、相似结局，揭发了满清朝廷的体制癣疥，揭露了封建统治对人性的摧残与扼杀。于消极退避的悲凉意蕴中，反衬并揶扬了少数知识分子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矢志不渝、九死不悔的事业与道德追求。又如《吹雨入寒窗》，本文全程展现了云贵总督杨名时在雍正新政中的几度浮沉，抨击了独夫专制的霸道与偏执，讴歌了坚守生命底线的不屈灵魂，呼唤着刚性人文精神的回归与茁壮。
　　　　 总之，本书作者以其异样的视角来扒剔历史，以其个性的感受来融入历史，多角度地对江南这一特定区域的传统文化与人格进行了生动而又形象的展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诸方面，绘就了一帧帧几近全景式的江南士大夫砺志与挣扎的痛切旧影。
　　　　 目录
　　　　穿越沧桑的悲歌（自序)
　　　　
　　　　冷暖两重天
　　　　（同样是大明王朝兵部尚书，为什么前任尚书王骥、后任尚书于谦在《明史》中有传记，而徐晞却没有？为什么史家的笔锋一涉及徐晞就语露狰狞，而江阴百姓却为他建造牌坊，对之顶礼膜拜？徐晞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与苏州知府况钟的宦海经历有何相似之处？）
　　　　
　　　　取舍君子儒
　　　　（作为堂堂大明进士，王振为什么非要净身入宫？为什么非要做一个连自己都鄙视的“小人儒”？而于谦时时以“君子儒”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劝导同僚，那么他能否志遂凌云、得偿善果呢？）
　　　　
　　　　竹韵逸空庭
　　　　（大明成化年间，诗人卞荣以“应酬诗歌王子”的身份行走于庙堂、江湖之间，一时名冠江左，身后却诗名湮灭，原因何在？一代能臣汤沐反其道而行之，处处务实，在仕途之中能否柳暗花明？）
　　　　
　　　　挂壁片霞红
　　　　（一段抗倭兴教的传奇故事，一曲坚守道义的生命赞歌，在一位明朝云南才子的衣袂间逸宕。他与名相张居正之间有何渊源？他在江南做过哪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他为云南文化留下了什么?
　　　　凤翔千仞岗
　　　　（唐顺之，这位兼善心学、诗文、军事的大明王朝一流人才，被世人誉为“道德楷模”，可他最终为什么竟置自己的一生名节于不顾，应奸相严嵩之邀出任要职？他的朋友李诩与他分道扬镳之后，又走上了一条怎样的道路？）
　　　　
　　　　寂寞泪阑干
　　　　（一道久远的爱情风景，永远锁定在了秦淮金粉地，徜徉于“山人境界”的江阴才子王穉登，如何应对秦淮名妓马湘兰的深情回眸、殷切守候？）
　　　　
　　　　溪月桂风清
　　　　（明代老少两名士文征明、王穉登，全都情系杭州西溪的风月烟水，那散发着浓浓桂香的迷离烟水啊)
　　　　
　　　　心月迥无尘
　　　　（明末民间学者的坚守与悲情：一个诗学异端，把自己的诗歌创作理念以及对诗的痴迷，全都倾注到一本名叫《诗源辨体》的书里，可就在这本书行将出版之际，作者却一举舍弃了两位文坛大佬为其作品写的序，反而选择了默默无闻的友人写的序言，这其中隐藏了什么原因？）
　　　　
　　　　留得清耿在
　　　　（本文首次披露明末东林党人的内部纷争。东林两护法缪昌期、李应升的先祖均不是汉人，其中藏有怎样的故事？他们身为同乡为何加入不同的东林派系？缪昌期为何要鸡奸同榜进士冯铨？东林悲剧实为东林党人自食其果，原因何在？）
　　　　
　　　　幽梦事茫茫
　　　　（明末奇人徐霞客，一个真理的探求者，表面上优游林泉，风光无比，可又有几许人知晓他凄苦的爱情悲剧、复杂的家庭纷争？）
　　　　
　　　　刚雅两潇然
　　　　（一代茗壶研究大师，一心归隐，著作等身。雅得令人钦羡，刚得使人咋舌。一直刚猛到溃退清兵的利刃扎入其胸膛。）
　　　　
　　　　江心孤月白
　　　　（沙张白，清初的一位极其普通的学者。凭什么让清诗研究者一再提及他的名字？他创作的传世名篇《市声说》又暗示了他怎样的心境？）
　　　　
　　　　灯暗细掐筝
　　　　（一段来自康乾盛世江南啸傲泾的浪漫爱情故事。一对讲究生活品位的文人夫妇用事实证明，文学能让生活变得浪漫无比！）
　　　　
　　　　吹雨入寒窗
　　　　（清朝云贵总督杨名时，手握大权，前途无量。却为何要抗争雍正皇帝？雍正一心想要铲除杨名时，却为何没有成功？这是世上竟有皇帝想办而办不了的人，杨名时有何法宝？）
　　　　
　　　　斜阳伴客愁
　　　　（一幅表现清代宫廷画家生存状态的水墨长卷，画家徐扬、缪炳泰凭借精湛画技，深受乾隆皇帝看重，得以步入官场，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
　　　　
　　　　情迷白日梦
　　　　（清代作家夏敬渠为何整日里生活在幻想中，沉迷在白日梦中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境遇？他的作品为何能得到鲁迅的眷顾？）
　　　　
　　　　潇洒枕书眠
　　　　（清代篆刻家、画家、书法家沈凤，为什么能得到大才子袁枚的景仰？他坎坷一生，却为何不愿返回故土江阴？他拥有一种怎样的离奇官场经历？）
　　　　
　　　　雕笼翠羽残
　　　　（清代作家屠绅，作为进士为何沦落到了在京候补的境地？酒色过度、精尽而亡的个人悲剧，揭露了满清官场怎样残酷的状况？）
　　　　
　　　　繁华三更梦
　　　　（嘉庆六年的翰林精英们先后遇上了怎样的仕途风景？他们这一群体在衰世中挣扎，结果又会怎样？国家的命运如同日薄西山，个人的命运就会旭日耀扬吗？）
　　　　
　　　　斜阳嫩碧天
　　　　（左宗棠一生傲视万夫，甚至对师辈的曾国藩也时有不敬之语。可他却为什么服膺一位已经驾鹤西去的小小知县？这位知县何德何能？他创造了一种怎样的生命奇迹？）
　　　　
　　　　酒罢玉犀寒
　　　　（清代最伟大的三个词人中，有个叫蒋春霖的寒士。他晚年极度落魄，却娶到了温柔美丽的江淮歌女黄婉君。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凄苦生活？）
　　　　
　　　　纲常空怅望
　　　　（鲁迅祖父周福清一生守望封建纲常，一生骂人，骂出了一连串闹剧。鲁迅对此持什么态度？他们祖孙二人的骂人有何本质区别？）
　　　　
　　　　寸心永不易
　　　　（晚清才子缪荃孙，中年时曾毅然拒绝陆员外的千金求序，可到了晚年却为何为了温饱给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他一生藏书，千金散尽犹不后悔，这其中流宕出一种怎样的雅韵人生？）
　　　　
　　　　徒劳恨费声
　　　　（另类捐官金武祥背后之晚清捐班文化：江阴县志为何给晚清诗人金武祥罗列错误迭出的官职，金诗人本人究竟拥有怎样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外五篇：
　　　　风雨念慈航
　　　　（佛家传说中僧伽大师究竟对宋朝士大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欧阳修、李纲等人的传奇经历与僧伽信仰有没有直接联系？）
　　　　
　　　　疑云又几重
　　　　（“泗州大圣”僧伽法师之舍利疑云：法师是否真的有舍利传世？江阴出土的僧伽舍利是否真实？本文将展示一个又一个历史谜团。）
　　　　
　　　　挥泪向悲风
　　　　（抬起头是一种境界，低下头是一种信念。南宋词人张孝祥、丘崇，他们一个抬头提升境界，一个低头恪尽职守，最终为风雨飘摇的朝廷带去了什么？）
　　　　
　　　　心与水云宽
　　　　（一个默默无闻的元代隐士，为江阴小城留下了极其灿烂的八景文化。八景的魅力何在？八景文化中又融入了他哪些精神追求？）
　　　　
　　　　一舸芦中来
　　　　（儒商祝丹卿与学者郭则沄之生命呼应：一个南方文人，五四之后为何隐居于北京胡同？他求学日本后，为何走上了与鲁迅截然相反的道路？抗战期间，面对日寇的钞票与钢刀，他作何抉择？他情系江南芦荻，一心南返，却又为何心愿难酬？）
　　　　
　　　　融入历史，盱衡灵魂（后记)
　　
　　 全书为豪华装帧,大16开本,定价50元.

       他们相识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那一年，正是八国联军扫荡京畿、《辛丑条约》屈辱缔约后不久，饱受侵辱、战乱、瘟疫、灾荒蹂躏的中华大地浸润着众多生灵的鲜血与泪水；那一年，留学日本的鲁迅断发留影明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当时22岁，血气方刚，毅然参加了旨在推翻满清政府的“浙学会”，并正式开始了自己长达33年的创作生涯；那一年，32岁的祝丹卿与21岁的郭则沄双双金榜题名，成为晚清进士。与鲁迅截然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从传统文化中“提炼毒素”大力批判，而是竭力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精髓，一心谋求发扬光大。
       在官场仅仅待了半年，对国事深怀失望的祝丹卿就辞官归里，兴办实业，走上了“实业救国”、“藉实业以兴文化”的拚争之路。而郭则沄却选择了留下，并在编著《各国政艺通考》期间培养了自己的世界眼光。三年翰林院生活结束后，他被外放浙江金华任知府。
       在浙江，他与曲园太史的曾孙女结为伉俪。“曲园老人”俞樾是名满天下的儒林冠冕。因此，幼承家学的俞氏经学功力十分了得。夫妻二人婚后共同切磋诗赋文章，走的是“渊茂俊上，蕴蓄雅正”的路子。不久，郭则沄又被公派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兼考察教育、工业、邮电事业。与众多留日学生东渡后迅速西化所迥异的是，郭则沄在留学期间非但没有西化，反而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归国后，他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幕府任秘书官。当时，日本政府垂涎图门江北岸的中国领土，并蓄意挑起了“间岛事件”，其初期目标，即是妄图占领延边，而“间岛”，正是他们侵占中国东北的桥头堡。事件发生后，郭则沄推荐了“外交干才”吴禄贞，并与他通力合作，对日展开交涉，由于郭、吴二人义正词严，日本当局不得不“完全承认间岛为清国领土”，其侵略阴谋终于被遏制了。1909年，郭则沄荣升“温处道道台”，又回到了浙江。在温州，他着手兴办农业学堂与机织工业学堂，也想走“实业救国”之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他升浙江提学使，致力于将“实业”做大做强的当口，辛亥革命爆发了，浙江的义军四处追杀不肯响应起义的满清地方政府官员，郭则沄只得“挈妇将雏”，逃往北京。
       清政府崩溃了，民国成立了。可人民却没有得到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各地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兵戈相向，以至生民涂炭，典章残落。而列强虎视依旧，经济掠夺愈演愈烈。传统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的固有联系中断了，现实世界的各部分发生了“错位”，他该如何把握自己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失去旧依托的心灵需要新的安顿。
       在横泾的瑟瑟芦花之中，祝丹卿猛然省悟，该用另一种眼光去审视人生，该用另一种尺度来评价生活，该从另一角度去挖掘人生的意义。
       在书信中，他向郭则沄描述了这样一幅优美的画面。
       夜深人静，秋月高悬。静谧的横泾一派清幽，一切喧嚣都已远去，一切战乱都已荡尽，一切苦恼都已退出。只剩下秋月芦荻轻抚着渔父的心弦。迷蒙的夜色，为孤独的隐者提供着柔和的保护，像是与人絮语。不经意间，时有夜鸟掠过舟舷，留下了悠长的叫声，滤尽了世事的风烟。
       在生意场上，祝丹卿与日商拚争了多年，虽然每每落入下风，可他始终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然而，国力孱弱，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凭他个人的力量何时才能战胜实力雄厚、如狼似虎、狡诈阴险的日商呢？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几乎要撕裂他的胸膛，他只好用闲情文化——在自己的心灵之外筑上一圈高高的墙壁，以保证内心的平静。
       几经辗转，寓居于北平景山后街“匏庐”中的郭则沄，终于收到了祝丹卿的来信。

     生命，是一种彻底的声音，是从浩淼水云间传来的不息的声音，就像滩涂上那一望无垠的生生不息的芦苇，此起彼伏，摇曳永远。
     一
     春天，又一次润饰了常熟沙家浜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洼湖荡。
     迎着骀荡的春风，我和小朱泛舟湖面，穿行于辽阔、狭长、幽深、曲折的水面空间。夹岸的芦苇，早已从地下探出头来，尖尖的、细细的，然后一片叶子又一片叶子地依次伸开，衬托着高挑的苇梢，亭亭玉立。此刻，正是“微雨初霁”之后，满目芦苇青葱翠绿，粘着露珠，犹如出浴的少年，浑身上下透着勃勃生机，英气逼人。太阳出来了，柔光拂过每一片苇叶，叶尖的露珠顿时饱蘸了温润的光芒，得意地纵情挥洒，于是，到处都是粼粼的波光，晃得人眼花缭乱。
     小朱不禁失声赞道：“真美！耳边鸟啼莺啭，眼中芦舞波明，真是休闲归隐的佳处呀！”
     我幽幽一笑，说：“多情最是闲鸥鹭，留得诗人作钓翁。芦荡美景，催发了深藏在你心中的闲情文化的花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与载道文化相对又相辅的闲情文化，寄托于自然美景，表现出一种悠闲自在的情调，一种玄澹幽深的意境，一种高雅脱俗的韵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气质与情趣的历史积淀。而现今中国的每一个文化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历史积淀的影响。你可知道，沙家浜与中华闲情文化，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精神世界，还有一段渊源呢？”
     小朱惊讶不已，瞪着眼睛问：“沙家浜一直在向世人宏扬着他们的革命历史文化传统，所有景点都与新四军有关。哪来的传统价值观？哪来的文人理想人格？哪来的中华闲情文化？”
     我拍拍他的肩膀，气定神闲地说：“你别急，让我慢慢讲给你听。”
     二
     七十年前，这里还不叫“沙家浜”，叫“横泾”。
     这年秋天，有一位传统文人来到了这里。在此之前，他的常熟好友，曾向他盛赞此地“菰蒲逸云，云烟苍茫”之美。这位文人颇不以为然，他的家乡江阴就在常熟边上，同样也是江南水乡，芦荡自是数见不鲜，有什么稀罕呢！
     然而，横泾风光最终还是驱散了他的疑窦。那与云儿融为一体的满目芦花，绵延到月光不能触及的地方，也兀自洁白，活力蓬勃。那横泾樵夫担头的悠远曙光，那芦荡村妇眉宇间闪烁的苍凉妩媚，那弄桨荡舟的翩翩少年，那绰约在芦间的衣香鬓影的涉水少女，化作了文人心中最美的诗行。
     当晚，他欣然提笔，邀请了一位朝市大隐共游横泾。
     这位朝市大隐，就是大学者俞平伯的姐夫郭则沄（号啸麓）。
     而那位江南文人，则是名满江左的“实业巨头”祝丹卿（号毅丞）。

钓道未善专栏下月推出历史文化散文《一舸芦中来》：
1，一个南方文人，“五四”之后为何要隐居于北京的胡同之中？
2，一个晚清进士，留学日本后为何要走上与鲁迅截然相反的道路？
3，他拈起了中华闲情文化的花朵，抖出了怎样一番局面？
4，日占时期，周作人竭力拉他出山，一边是大把钞票，一边是冰冷钢刀，他作出了怎样的抉择？
5，他情系江南芦荻，一度遐生莼鲈之望，却又为何缘遥烟水？

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朝市大隐的故事！敬请关注《一舸芦中来》！

                                                          六
      徐扬走了，缪炳泰来了。
      缪炳泰，字象贤，江阴人。在国子监读书时，就因擅长绘画而被推荐入宫为乾隆绘过御容。当时，他功名之心未泯，尚不想凭借绘画步入官场。在饱尝科举晋身的苦辣酸甜与颠沛失意之后，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走“吃特长饭”的道路。
      乾隆南巡期间，他跑去参加了“御用画家召聘统考”，乾隆对他印象很深，颇有好感，又见他“迷途知返”，自然是乐不可支，因此，不仅将他召入了如意馆，任一等画画人，而且钦赐“举人”的头衔。
       缪炳泰几番拼争都得不到的身份，居然凭借被他视为末流的绘画技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他为之感慨不已，于是，他屏气凝神，蜗居于如意馆中，朝夕揣摩古今人物画的韵味与技法，终于将自己的艺术水平提升到了很高的层面。
      乾隆五十年以后，给皇帝画肖像的机会，竟由他一人垄断，足见恩宠之深。后来，皇帝又“命绘紫光阁功臣像”，缪炳泰精心准备，他先将功臣们的外貌特征熟记于心，进而了解他们的脾气秉性，然后精摹细画，结果“人人逼肖”，被时人公认——“写真之最工者”。    但他依然没有凌驾于清代纪实画“真实凝练有余、灵性率意不足”的整体风格之上，他依然徘徊于乾隆的审美标准之中，谁叫他不能自立呢？谁叫他只能依附于人，为人所豢养呢？
      关于缪炳泰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清朝院画录》记载：缪象贤原是江阴的一个生员（秀才），“幼精写像，不由师授”，没有老师的指点，居然自练到“以画传神”的地步，足见其绘画天赋之高。南书房有一个翰林学士，被乾隆派到江苏，担当临时职务。此人在江苏处理公务时，偶然听说了“神童缪炳泰”的故事，十分好奇，就利用职权之便，召他入衙——为自己作画，果然“神气如生”。这个学士也有几分自恋倾向，他手抚着自己的画像，越看越喜欢。回京复命后，竟将那张画像悬挂于“办公室”内，朝夕招摇，终于被巡察的乾隆发现。皇帝对此画的布局与运笔大为赞赏，立即询问“画者为谁”，该学士跪称：“江阴缪炳泰。”乾隆稍作沉吟，即令“八百里快马火速宣缪入京”，学士叩头道：“缪乃一介布衣，恐难供役。”乾隆大笑：“这有何难，赏他举人便是！”
      缪炳泰进入宫中为乾隆绘写“御容”的时候，迟迟不敢下笔。乾隆责问原因。缪跪称：“奴才短视，看不分明。”乾隆急命侍者端上满盘眼镜，令缪挑选。缪戴上一镜，果然一挥而就。当时乾隆已是老年，耳孔毫发丛出，这是御用画家所不敢涉及的，而缪炳泰却大胆画了上去。乾隆见状，揽镜比视，为之莞尔，当即赐予缪炳泰“内阁中书”之职。
      这个版本，又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乾隆的审美取向。上有所好，下必循焉。从此，“清宫纪实画”就更是变本加厉地追求与真实的零距离，艺术的灵气却越发淡漠了。
      缪炳泰没有徐扬那种艺术个性被敉平的痛苦感，也没有他那种致力于做出政绩从而让帮忙文人刮目相看的迫切感，哪怕在被乾隆提拔为兵部郎中之后，他依然在处理完政务的闲暇中，潜心于研究如何把肖像画勾勒得更真实、更传神。
      然而，最终他还是难逃徐扬式的悲剧命运。
      因为，中国官场，始终存在着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机制。
      所谓逆向精英淘汰，就是指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进入官场后往往会遭冷遇、排挤、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独特见解的人才，那些一心钻研业务与世无争的人才，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却因为善于巴结上司，善于拉拢同僚，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
      徐扬在刑部时，凭着画家的敏锐与纤细，从案卷中发现了许多蛛丝马迹，表现出了超越同僚及上司的能力，结果，反而被清洗出局。缪炳泰，被皇帝抬举到了不熟悉的岗位，他虽然从不参与兵部的权力斗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一心归于绘画研究，但他的优秀以及乾隆对他的宠爱，还是引来了其上司与同寅的妒忌。因此，随着嘉庆时代的到来，弹劾他“尸居其位”的奏章也就纷纷飞向中枢，他只得黯然引退。
      徐、缪二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依附当权者”。结果，在当权者的审美约束中，不经意间，反而封闭了自己在艺术领域的生存发展之空间。同时，又因为依仗才气不屑于钻营，竟至于被另一批依附者——庸人，轻松排挤出局。
      梦醒时分，却已是日暮斜阳。
      悔依附，叹大好青春枉抛掷。想自立，惜创作巅峰难挽回。
      放眼望去，特立独行的精英，仍然在遭遇——被大量清洗、大量扼杀的悲剧；而如蚁附膻的依附者，仍然在争先恐后地涌向官场、涌向名利。
      “万马齐喑”的社会正在加速下滑。
      视野尽头，赫然就是——“白日薄西山”。

                                                   五
       鲁迅先生曾将传统文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另一类是帮闲文人。帮忙文人，就是那些给主子出谋划策、位居重臣的文人；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向主子献诗献画，“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是必然的。
       徐扬终于意识到，自己如果久居“画画人”之列，必将永处于卑微的政治地位中，永远做毫无话语权的家奴，永远成为可有可无的俳优。
       他不甘心就此沉沦，于是，他当即向乾隆上书，希望能接续自己作为读书人的素志，参加科举，鱼跃龙门。当时，乾隆还十分赏识他的画技，就让他以国子监学生的身份参加科考。徐扬奋力拼争，可结果却依然是名落孙山。改变地位的努力失败了，他无比颓丧。可皇帝的“唱诗班”里还少不了像他这样的人才，于是，乾隆干脆钦赐他七品“内阁中书”的头衔，圆他的做官梦。
       乾隆以官位为诱饵，引诱士人为自己卖力，玩弄伊等于股掌之间，这类手段，他早已运用得驾轻就熟。他知道：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利越厚，财富的多寡取决于官位与权力的大小。他表面上反腐倡廉，并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可事实上，正是他，用官位、权力和财富吸引来一大批为其所用的依附者。许多依附者长袖善舞，纷纷给他献上“奇珍异宝”，从而有效地规避了“反腐”的利刃。
       徐扬，以画家敏锐的双眼，发现了这一玄机。他也要有所动作。
       乾隆二十四年（1759），徐扬一举绘制完成了《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该图以当时繁华的苏州城为背景，状写自太湖至虎丘近百里的风光山色、地理民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建筑园林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借此来歌颂乾隆朝的太平盛世。
       徐扬自称，作《盛世滋生图》的目的，即有感于本朝“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因而“摹写帝治”。而事实上，他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出于巩固自身“一等画画人”职位的需要。宫廷画家群体之中，竞争何其惨烈，使他不得不投乾隆所好，急于拿出一部歌功颂德的大作品以确保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盛世滋生图》全长1241厘米，画心高39厘米，纸本设色。图中人物多达12000余人。河中各式舟船应有尽有，约近400条。街道上店铺林立，市招高扬，可辨认的各类市招竟达260余家。又有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戏曲场景10余处，对盛清时期苏州的面貌进行了完完全全的“实录”。
       然而，成也实录，败也实录。
       该图成功之处，即在于不仅展现了盛清苏州的喧闹市肆，而且全面展示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佳构等丰富的内容。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典籍之缺失。内容十分详实，从提供给世人“乾隆年间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这一层面上来说，《盛世滋生图》堪称不朽佳作。
       于是，有人为之大唱赞歌，说它堪与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相媲美。事实上，此种说法明显属于言过其实，单是在审美趣味方面，两图就迥异其趣。《清明上河图》的创作风格，就是将美简单净化，行内称为“遏制修饰”，继而将原本素净的元素美化。这种“理性追求简朴”的审美观，与《盛世滋生图》所极力表现的“物资丰盈”之繁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盛世滋生图》为了歌唱繁华，刻意营造出了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倒性情绪。仅棉花棉布店就画了23家，饮食副食店更是画了31家，重复的什物太多，又追求面面俱到地描摹各行各业，缺乏艺术的加工、提炼与创新，导致场景繁沓又不精致，艺术之魅力大打折扣。而《清明上河图》，则达到了“广阔而不粗疏，缜密而不琐碎”的境界，即便是百十人与急流一起骚动的过桥场景，在奏起最激越澎湃的乐章中，画家张择端也依然保持着演奏家的冷静，画面人物张驰有度，显现出“劲发而不露”的内敛品质。街头人物，也被画家用极富表现力的笔触勾勒得个性纷呈。那个城门前桥头行乞的孩子，印证了繁华背后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领域，恰恰是徐扬万万不敢涉及的禁区。
       绘画艺术的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就是要在平面上诱发我们对物理及精神空间的想象。《清明上河图》结尾处有一个人，手提着盒子，肩背着包裹，回头向画面结尾方向张望，他在问路，却又为何回首？他在问些什么？又在盼些什么？这一景象留给了读者永恒的想象，体现出张择端高超的捕捉瞬间的能力与非凡的艺术表现力。而《盛世滋生图》中，除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的民众，就是“万卷书香，受业于先生之席”之类的图解概念，再就是格式化的戏剧表演与婚礼场面，在层出不穷的“视觉盛宴”中，读者的想象空间被挤压得逼仄无比。
       具有创作个性的艺术作品，意味着它的内容和形式包含着某种新鲜的、个别化了的、不可重复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显露出艺术家对生活、对美的独特发现与个性化处理。只可惜，徐扬为了迎合乾隆“尤重实录”的审美趣味，抑或被长期的“摄取实景”的创作范式禁锢了思维，终于与民间画家的那种对美的独特发现与个性化处理的创作方式擦肩而过，最终浪费了一次从艺术审美的高度——超越清朝宫廷纪实绘画整体水平的天赐良机。
       如果说徐扬创作《盛世滋生图》，表现苏州市民生活的风俗图景，尚存在一丝自由的创作冲动，尚洋溢着思念故园的创作热情，那么乾隆二十九年（1764），创作《乾隆南巡图》，则完全是奉命行事了。由于卷帙浩繁，徐扬的工作持续了六年时间，其中有多少次画出小样呈供御览，有多少次秉承乾隆的意志进行修改，他已经记不清了。凭借着在“物理”、“画理”的空间转换与陈述方面显示出来的出色的把握能力与融合能力，凭借着沉稳凝炼、细腻绵密的用色，凭借着平远的构图与优游从容的意趣，徐扬又一次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与《盛世滋生图》相比，《乾隆南巡图》在艺术水准上又有了进步，然而，这部作品依然没有摆脱乾隆阴影，依然没有突破清代宫廷纪实画的窠臼——不过是将当时的具体场景原样摹写下来而已，只具历史价值，毫无艺术创新价值可言。
       对于这样一种趣味，当时有一位民间画家——沈宗骞，在他的传世名作《芥舟学画编》中，就毫不客气地评价说：
       “非古贤事迹及风雅名目，而专取谀颂繁华，与一切不入诗料之事者，谓之图俗。”
       因此，沈宗骞不屑与宫廷画家为伍，他贫居乡野，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想。
       乾隆三十七年，徐扬“内阁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以“主事”任用，改任内阁典籍。乾隆四十年，又实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在刑部，创作个性已经全然泯灭的徐扬，依旧用画家的敏锐双眸，去发掘案卷中的纰漏，他还想在政界干出一番作为。然而，中国官吏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政绩，而在于跟上级的密切程度。
       可是，徐扬的上司根本不把徐扬放在眼里，因为他不是出身于科举正途，连“举人”的名分都是皇帝恩赐的。帮忙文人依然鄙视着帮闲文人。而此时，乾隆的欣赏口味又发生了变化，他已经腻味于纪实绘事画的宏大排场，开始着迷于纪实人物画的温柔敦厚了。徐扬早已成了皇帝的秋风团扇。
       他该走了，为了追求一只虚幻的“铁饭碗”，他失去了创作个性，失去了自在生活，也失去了良性发展自身特长的万千机会。他那愁怨而憔悴的身影，在斜阳的伴随下渐行渐远。（未完待续）

                                                   四
      案牍上，摆放着苏州知府进呈的姑苏诸画家之水墨丹青。
      乾隆随手翻阅过去，很失望，泛泛之作颇多，激不起他一丝一毫的兴趣。猛然间，他眼眸一亮，数幅山水作品，从中飘逸而出。乾隆执卷良久，深觉功底厚实、气韵悠长。更令他欣喜的是，这些作品多以皴擦增其韵致，与宫廷画家甜熟之习相去霄壤。渐渐地，似乎又有一股清芬，弥漫于设色宣纸之上。
      乾隆向慕风雅，渴望文治武功卓然第一，需要搜罗这一类水平高的画家，为自己的政绩披彩描红。他当即下令，命内务府召张宗苍、徐扬入宫，专司作画。
      乾隆十六年六月，张、徐二人得以入宫，居“如意馆”待命。七月，乾隆帝颁旨：“画画人张宗苍、徐扬每月钱粮公费照余省、丁观鹏一样赏给，于六月起。钦此。”余省、丁观鹏是在乾隆六年被列为一等画画人的。张、徐二人才刚入宫，就享受一等画画人的待遇，如此破例，足见皇帝器重的程度。
      乾隆曾亲自给如意馆的画家们划分了等级，并制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俸禄标准：一等画画人，每月俸银11两，二等9两，三等7两。彼此之间又预留了“竞争定升降”的机制，以此来促使画家提高技艺。
      徐扬原以为，一旦成为宫廷画家，就可以拥有一个“铁饭碗”，从此衣食不愁，尽管照皇帝的意思画下去。可是成为一等画画人的激动还未褪尽，他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
      画画人等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将依据画家供职是否勤勉、艺术水平有无提高、皇帝欣赏口味的变化而有所变动。自己的地位随时都受到挑战，该职位根本不是“铁饭碗”。加之，清代宫廷画家，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管辖，皇帝通过宦官传达他的命令，由内务府总管大臣具体负责实施，画家画出草图后，得先给内务大臣过目，经过一番挑剔指摘修正之后，草图才由太监带走，供皇帝审定，得到皇帝提出的具体意见后，画家才可以在皇帝定好的框架内，小心谨慎地作画，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大意。
      乾隆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且有着强烈的自恋倾向，他常常在幻想中把自己神化，凌驾于万众之上，指挥自如，所向披靡。他一身都在把自己的神话现实化，比如治“农桑徭赋”、凑“十全武功”、编《四库全书》，各路指令频出，而且总是由他担纲总指挥。他喜欢发号施令的感觉，喜欢看到自己的意愿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胜。他重奢靡，喜欢搞大场面，喜欢纵揽自己治下的满目繁华。这种心态投射到绘画方面，就凸显出了他偏好纪实画的审美取向。他希望宫廷画家用宏大而逼真的场面，反映他的文治武功，反映他一手创造的“四海晏清，歌舞升平”的无限繁华，反映他出巡理政的盛举。
      画家们被要求描绘出巡、战争、祭祀、筵宴、典礼等事件，要充分地体现场面之宏大、人物之众多、环境之真实。
      由于官员众多、官场等级制度森严，徐扬绘图时就必须顾及方方面面的规矩，创作兴趣为之大打折扣。他曾听前辈宫廷画家金昆说起过，五年前，金昆奉命创作《大阅图》，由于参与大阅的官兵实在太多，又不能强干弱枝，有所取舍。只能硬着头皮，依照一定的比例逐一绘上。一不留神，竟将八旗的位置画错。乾隆闻讯大怒：“把镶黄旗与正黄旗画倒了，那还了得？”他当即下令，将金昆治罪，停发俸银，革职待审，连内务大臣催总花善也因为督察不力而被问罪。幸亏有人及时求情，金昆才得以戴罪任职。
      面对如此前车之鉴，徐扬哪还敢有半点个性化的渲染与发挥。他时刻在战战兢兢中作画，艺术家对于艺术的独特感悟被棒喝得一干二净。

                                                       二
    清代宫廷画家的选拔，与宋代截然不同。宋代翰林院选拔画家，极具浪漫色彩。宋徽宗时期，只有通过入院绘画统考，才能荣居宫廷画家之席位。与科举考试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通过公平竞争，择优入围。当时，主考官常常从古诗中寻找一句现成的诗句，作为考题，让应考画家驰骋想象力，将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可视的图画，画面不仅要切合试题的意境，而且要构思巧妙，不落俗套。因此，画家们常常根据自己的学识，追求个性化的张扬与创新，这一点直接导致了“考场佳作迭现、画苑百花齐放”的壮观景象。
    而清代，民间画家如果想要进入宫廷，首先必须有权宦推荐，然后才有机会去参加考试。乾隆十四年，松江人徐璋就由“苏州织造”图拉引荐，入宫候选。乾隆朱批曰：“着他画一张，钦此。”徐璋在太监胡世杰的监督下，完成水墨山水小绢画一张——呈皇上御览。乾隆看后表示满意，下旨：“徐璋着交春雨舒和行走，钦此。”就这样，徐璋由一位布衣画家摇身一变，成为宫廷画家。
    由些看来，虽然清代画家入宫也要在艺术方面有所造诣，但人情的因素，也占着很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了清代宫廷绘画的艺术水平难望宋代之项背这一事实，那也正是宋代院画能左右全国画坛的风向，而清代宫廷绘画只能作为画苑中的一朵小葩之根本原因。
                                                         三
    乾隆此次下江南，一半是为了游山玩水，纵情享乐；一半是为了监督江南士子，直至铲除文化方面乃至民族观念方面的异己份子。
    乾隆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江南自由经济的胚胎正在孕育，这个东西一旦发展壮大，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与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动摇自己的江山社稷。于是，他很迫切增加了南巡的次数，以便动用国家机器近距离地扫荡，不遗余力地将这一态势控制在初始状态。
    而对于江南士子，乾隆的如意算盘是：控制一切谋生孔道，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这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与国家机器。也就是说，乾隆明确了一点：控制一个人思想的最有效的武器，莫过于控制此人赖以生存的饭碗。因此，乾隆此行，就是要拿一些“饭碗”，去锁定一批有才华的士子，诱使他们在自己赐予的狭小空间内苦苦生存，让他们无力抵抗对朝廷日益增加的依附性，从而蜕化成奴才，凡事唯皇命是从，进而丧失自己自由独立的思想。
    看到江南士子趋之若鹜地匍匐在自己许诺的名利之下，争相向自己献才献媚，乾隆笑了，他需要的，正是这种人身依附，正是这种政治上的人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