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门下 by 孟琢

     在《韩诗外传》中读到这样一段故事，心中为之一酸：    

     孔子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之驱之！前有贤者。”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鎌，哭于道旁。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好学，周游诸侯，以殁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简吾事，不事庸君，而晚事无成。失之二也。与友厚而中绝之，失之三矣。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识之，足以诫矣。”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韩诗外传·卷九》）    

     皋鱼总结自己的生涯，概括出“三失”来，这是何等的沉痛之论。我不相信他真的“立槁而死”了，但庄生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观其三失，谓之心死亦无不可。    

     古代交通不便，音书难达，唐人尚且感慨“家书抵万金”，依赖“凭君传语报平安”，何况先秦乎？游学游仕，一别乡里便是数年的光景，必然无法尽孝，故凡有亲在堂者，均不免此等矛盾。在春秋战国，或者如聂让、朱亥，不给老母送终，便甘为市井，不把生命与光阴轻易许人。但这种寂寞，非真豪杰不可，大多数的士子，还是在野心与孝思的冲突中，拔剑出门，“宦学事师”去了。在《左传》中，晋卿赵盾曾接济过一个桑下的饿人，后来又被他救过性命的：    

     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左传·宣公二年》）    

     读书至此，每每走神，顾不上赵盾如何得救，而是遐想：灵辄提着一口袋“食与肉”推开家门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他的老母是如同李逵的母亲，想儿子哭瞎了双目呢？抑或早已不在人间了呢？人间是免不了悲剧的，眼前很容易浮现出下面的画面：草屋茅舍，院落荒凉，鼠群窜伏，灵灯明灭，灵辄心中一紧，手里的袋子落在地上，双膝软倒，奋拳击膺，迸出一声辛酸、凄恻、悲凉而哀号来……    

     当然，这不过是无聊的猜想，而且带上了太浓重的悲剧色调。很有可能，灵辄有兄弟在家里养亲，当然，纵使有兄弟养亲，自己没能膝下尽孝，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地步，对于活在宗法社会中的士人而言，也是至痛。灵辄不过是名甲士，小人物，若非碰巧救过权倾晋国的赵宣子，他的名字断不会出现在史书上。不过，在史书的夹缝中流露出的“小人物”们的为难和哀苦，却往往更贴近世态人心。    

     战国是一个游说的世界，通过游说封相拜将，是士人们的成功梦；苏秦、张仪之辈，更堪称当时的“政治明星”。士人们活在路上、嘴上，而非乡里田间。战国时农民负有战争义务，游说让士人摆脱了战争义务，不仅是发达之道，至少也是免于送死的一招。游说诸侯，成者少，败者多，那“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不过是赢了钱的赌徒，毕竟罕见——就算是佩六国相印的苏秦，不也曾“出游数岁，大困而归”，被兄嫂狠狠地鄙夷了几年吗？韩非子曾作有《说难》一篇，被秦始皇大赞不已、以为是古人所作的的，专道游说君王之难，其中讲“无撄逆鳞”的一段，读来令人心寒：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撄）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    

     到了战国后期，游士泛滥，已臻“供大于求”之地步，说起话来确有“里外不是人”之苦。一不小心，触了人主的“逆鳞”，丢的可就不仅是金钱和面子了，在《列子》中，有一个糊涂爹和一对儿倒霉儿子的故事，虽说《列子》为伪作，所载多寓言，不过，寓言往往是世相的折光：    

     施氏之邻人孟氏，同有二子，所业亦同，而窘于贫。羡施氏之有，因从请进趋之方。二子以实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术干秦王。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遂宫而放之。其一子之卫，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也，而摄乎大国之间。大国吾事之，小国吾抚之，是求安之道。若赖兵权，灭亡可待矣。若全而归之，适于他国。为吾之患不轻矣。”遂刖之而还诸鲁。《列子·说符》    

     两个儿子都是人才，可惜选错了东家，一个短腿，一个被阉，都是倒霉孩子。在战国二百四十二年间，这对儿难兄难弟并不是什么特例。或许，我们可以忖度他们是学艺不精，那么，再看看韩非——诸子百家中的巨擘，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游说的危险与艰辛了，结果又如何？不仍是死于游说吗？韩非的死，给自己的《说难》添加了一个例证。司马迁感慨道，“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智者的苦难往往带来更浓的悲怆。    

     游说失败的士人，因囊中羞涩而无法打通关节、连君王的面都见不上的士人，学艺不精、不敢献芹的士人，总之，这些游说“不顺利”而又不至于触犯龙鳞的士人们，他们怎么办？    

     一般来说，有三种可能：无能的，卷起铺盖回乡种地；囊中羞涩的，混迹于公子大臣之门，靠人家“养士”讨生活；野心足的，再到别的国家碰碰运气——无非是这三种选择而已。三种选择中，第一种我们姑且称为隐士。当然，这是美言之，在烽烟连年的战国，动辄全民征兵，你那边正“耰而不辍”，这边早已“有吏夜敲门”了；以长平之战为例，秦国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征调，我想，这里面定有不少“长沮”、“桀溺”之徒吧。第二种称为食客，战国养士之风兴盛，哪个公子贵族手下，不都有个千儿八百的食客。食客中的人才，是冯谖、毛遂，但大多也不过是寄身豪门，混口饭吃。第三种则称为游士，其实，游士不过是个过渡的称谓——游士的归宿，除了少数的幸运儿之外，还是要回家种地或投身豪门，充当食客的。    

     扯的有些远了，说来说去，只是为了阐述一个事实：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社会秩序大乱，人才流动急剧，绝大多数的士人，要背井离乡、走上一条漂泊难归之路的。可是，在宗法社会里，在家养亲又是最大的德行与义务，因此，儒家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大戴礼记·疾病》篇云：“故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而先施焉。亲戚既殁，虽欲孝，谁为孝？老年耆艾，虽欲弟，谁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时，其此之谓与？”把这种立场阐释的十分清楚。    

     既然如此，士人的整体性流动与养亲尽孝的道德义务，就成了一对儿不可调节的社会矛盾，孟子所谓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悲惨图景。而《韩诗外传》中皋鱼面对的道德冲突与痛苦，也具有了普遍性。  当然，很少有战国士人为此自杀的记载，这恐怕是这种冲突与痛苦日渐普遍，乃至无所不在，游士们都习惯了、麻木了罢。                                                                                                                                           草于07年2月，成于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