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黄门下 by 孟琢

       夫張儀平生之謀略，有兩端焉。其一乃破連衡而构合縱，世人皆知之；其二為入三川而吞兩周，則鮮有聞也。周慎靚王五年，張儀與司馬錯論伐蜀于秦惠王前，其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此其謀之大要也。
       自秦言之，烈哉斯謀！夫魏武挾漢獻而一統江北，此挾天子之明效也；沛公入秦，蕭何獨收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以此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此按圖籍之功績也；秦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此周秉共主之舊名、以區區小邦而可以危強秦之形勢也！據斯三者而言，存周則心腹生患，亡周則名利兼得，傾覆周室，實秦東進之要！
       然惠王之世，秦力尚不足以遽吞天下，故從司馬錯之言而伐蜀，儀亦息亡周之說而務連衡。惠王薨，武王立，儀複說之曰：“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其謀之終始如一，昭然可鑒。武王雖不悅儀，亦頗從是謀，周赧王三年，武王舉鼎絕脈而薨，按《史記•甘茂列傳》云：“武王至周而卒于周”，則舉鼎者，舉周之九鼎也。夫秦王臨宗周而撼九鼎，其吞併之心明矣。武王苟不舉鼎而殞身，滅周必矣！是張儀傾周室之謀，挠于秦惠而几成之于武王也。嗚呼，深哉張儀之謀秦也。

       齊破于燕，楚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贏、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何得無誅！”遂弑王於鼓裏。琢按：夫兩漢天人災異之說，實濫觴于戰國之齊。

       戰國名將多深喑于畜養士氣之道。田單破燕軍，誘燕人劓齊之降卒，焚掘城外之塚墓，齊人觀之，皆泣涕，怒自十倍。單知士卒之可用，然后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遂一舉而勝，獲騎劫，復齊地七十餘城。趙奢救閼於，兵去邯鄲三十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此非特以愚秦，亦將使鬥士忿恚，如滿彀之弓，一发而殪敵也。李牧禦匈奴，謹保邊障而養士卒，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乃設奇陣，大破匈奴，殺十餘萬騎，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王翦滅楚，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善飲食，親撫循之，久之，軍中積力難发，以投石、超距為戲。翦曰：“可用矣”，引兵擊楚，大破之，殺項燕，遂一舉而滅楚。為將者觀此四君之術，當孰思焉。

       夫儒者，固當明乎治亂，通于時勢，囂囂焉以治國平天下為己志，非僅沉泥註疏，徘佪章句而已矣。《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習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士君子慎哉！

       商君說孝公變法，其言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其政要在抑血統而賞軍功，縱國之宗室，非有軍功論，亦不得為屬籍。子順相魏，亦專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魏之宗室多喪職。其言則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嗚呼，商君者，法家之巨擘也；子順者，孔子之玄孫也。觀其言，察其政，何相似邪？
      夫戰國之世，烽火相攻，欲保國者必強其兵。昔孔子論政，重乎祀、戎，強國之道，要在“足兵”，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重兵者，固孔門之傳也。蓋儒家之道，源諸六蓺，射、禦之方，本屬兵戎。大成門下，子路為桀，宗聖教席，吳起與焉，斯二子者，皆驍勇知兵者也。則子順之政，非徒順時而已，亦承其傳也。至於慮始樂成之論，孔子曰：“民可始由之，不可始知之。”子順、商君之言，殆本乎此。蓋先秦之世，簡帛稀鮮；文化之傳，局于大人，黔首固不足以謀國政也。此為政者之實言，非后世斗筲之人所詆之“專製思想”也。此皆儒法之同也，餘杭先生《儒法》之篇，論之深矣。
       至于儒法之異，在其出處去就之不同也。夫儒者之念，純乎濟世，法家之心，陋哉干澤。魏王聘子順，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制伏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也，魏王奚少于一夫！”成則合之，否則去之，堂堂焉萬鍾無以加之，是儒者之風也。至于商君、韓非之徒，孜孜焉唯顯職厚祿是務，其心與縱橫家類，其行則無所不用其極。是故商君說秦孝，三見而三移說，韓非干秦王，首以亡韓為議，此皆刻薄而少恩，異乎儒者有所不為之道也。至于其傾，亦貪戀而不能去，秦孝公薨，趙良諫商君，商君弗從，終罹車裂之禍，較諸儒者高蹈浮海之節，愚哉！
      嗚呼！儒法之别，非在其用，而在其所守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此通儒之效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则法家之弊也。

       周威烈王七年，魏武王薨，未立后，魏罃与公中缓争立，魏遂乱。韩、赵乃乘之，合兵伐魏，大破之。赵欲割魏以飨己，韩欲分梁以弱邻，二家争之而不能协，乃阴罢兵。魏罃遂杀公中缓而立，是为魏惠王。
       呜呼，三晋之构怨始深矣，天下之形势一变焉！观夫春秋、战国形势之变，首在三家分晋。春秋之际，晋以宗盟之国、至强之邦，西塞秦，南遏楚，东定齐，列国欲兴波澜而不能也。至于战国，一分为三，强弱之势遂倒持矣。故自秦、齐、楚言之，欲收天下，必先得三晋。然百足之虫，死而不疆，三晋未可易得也。合则强，分则弱，三晋之君苟能念先君之好，戮力同心，其可欺哉？魏文候深喑此理，数弥合韩、赵之隙以御外侮，战国之初，魏强于天下，究其根本，在其睦于韩、赵也。
       然自是年起，三晋之怨实深矣。魏罃深衔此仇，终彼之世，再倾国以报韩、赵，遂为齐、秦所乘。秦得西河，据天险以割裂东方，其虎狼蚕食之势定矣！故三晋虽有雄桀之君若赵武灵王者，亦无补于先亡，盖形格势禁，败局早成，非一人一国所能振之也。
       呜呼，韩、赵之君贪于小利，魏惠王忿于旧恚，要之皆不能有所远图也。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至哉斯言也。

       邑或为井田封建之土地单位，谓之井邑，又名都邑。《周礼》小司徒体国经野，掌邦之教法，以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此邑甚小，如《论语》“十室之邑”、《西都赋》“邑邑相属”者，皆此也。
       或为都县之名，谓之县邑。《左传》曰：“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者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夫四井之邑方二里，岂能容城郭宗庙哉？史载韩康子、魏桓子皆以万家之邑与智伯，此即具宗庙城郭之县邑也。

　　“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划分，是现代伦理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简而言之，“目的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有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结果。那么，判定行为的善恶，首先要依据其结果的善或恶。而“义务论”则认为，针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判断应该更加优先，决定善恶的不应该是行为的结果，而是行为本身。
　　“目的论”和“义务论”之间的差异，来自目的与手段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苏格拉底曾经和学生讨论，应不应该和敌人撒谎，从那时开始，一个令人震撼的伦理命题就已经抛出：目的究竟能否净化手段？
　　为了实现神圣目的而无恶不作的圣徒们，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罗波斯比尔，抑或是文化革命，带来巨大灾难的往往都是那些最虔诚的信仰者们。他们动机中的光环和他们的实际行为所导致的黑暗，形成了让人惊怖的反差。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们，我们该如何做出道德审判？
　　在中国古代，亦存在着这种道德上的紧张。在君权独重的社会里，有多少人打着忠君的旗号，堂而皇之地抛弃了本属于个人的道德责任？
　　但是，田横并不如此，他烹杀骊食其，虽是为了忠于齐王，但并未因此而抹去杀人的愧疚，他最终用生命承担了这起政治凶杀的责任。豫让也是如此，他要杀赵襄子，但采取的却是最笨拙也是最痛苦的方式——漆面吞炭。他的朋友建议他“打入敌人内部”，然后伺机暗杀。但豫让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能因为对智伯尽忠，而做出不忠的行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句话，或许可以在这个层面上进行解释。

�牐犖籼锖嶷善胪醵�烹骊生，高祖招之降汉，横深愧于骊商，遂自刭于尸乡。甘宁杀凌操，归于东吴，而无慊于凌统。其事则同，其情则异，何哉？
�牐犞旒以唬骸俺几魑�其主用，职耳”。夫臣子之身，犹如爪牙，苟尽忠竭力，即逃隐于道德责任。汉高祖讥群臣为“功狗”，犬之为物，以令行禁止为至德，岂有纤毫之道德责任乎？故甘宁视杀凌操为尽忠，固不必愧于凌统也。先秦之人则不然，诗云：“赳赳武夫，公候干城。赳赳武夫，公候腹心。”言世治则公候与武夫共修其德，扞护其民，而不兴攻伐；世乱则公候掠武夫以为腹心，嚣嚣焉唯侵伐是务。夫干城之士，固非功狗之可比，德性先于贵贱，守义重乎尽忠，是道德责任在己者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则田横之愧于骊商，实深契于古风者也。
�牐犠月桌硌а灾�，田横所守者为“义务论”，甘宁所守者为“目的论”。二者之辨，何怀宏氏《底线伦理》论之甚详。
�牐牐ǚ⑷戎杖眨�昏沉无力，勉强成文，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