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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益丧岱方倾，乱世传经慕章黄。横戈百万吾往矣，天命在予岂在匡。
星期二, 一月 23, 2007
在20世纪《说文》学史上，宋永培（1945-2005）是第一个以《说文》词训为封闭的语料来进行专门的词义系统研究的学者。他先后选择了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贯穿《说文》词义系统，对《说文》词义系统的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主线。宋永培研究《说文》词义系统的著作有：《<说文>词义系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说文>汉字体系与中国上古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巴蜀书社，2001）。
宋永培的《说文》研究，建立在精深的文献功底的基础上，“他严格按照《说文》与传世文献结合的路子去研究文献词义学，坚守《说文》学的立场潜心钻研，《说文》与先秦文献都达到了精熟的程度。[1]”这种好学深思、厚积薄发的学术态度，当为后人之鉴。
在《<说文>词义系统研究》中，宋永培论述了把《说文》词训作为封闭的语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合理性：（一）《说文》词义材料记载词的贮存义；（二）《说文》词义材料具有明确的时代性；（三）《说文》的词义训释在总体上信而有征；（四）《说文》包容了周秦文献足够的词汇量[2]。宋永培的论证，是本文语料选取的理论依据。
在对《说文》词义系统的研究中，宋永培先后采取了两条基本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在《<说文>词义系统研究》一文中，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分—合”的“圜道[3]”哲学观念为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将《说文》绝大部分词义归纳为由22个义区、430个义系、7790个义位所组成的《说文》词义系统环状网络体（参图1、2），并指出《说文》词义系统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调节性的规律。在此后的著作中，宋永培以“尧遭洪水”的上古事件为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归纳出20个义系，认为《说文》对“尧舜故训”和上古历史进行了成体系的记录。宋永培深刻地认识到《说文》与古代文化、历史、典章制度的密切关系，因此选择古代的基本哲学观念与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自己贯通《说文》词义的线索。
对于宋永培的研究，王宁先生评价道：“我不能说，永培的这部书里所说的都是真知和确证，但我认为，这里的有些论证的确非常精彩[4]”，这一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本文认为，宋永培的《说文》研究中的精彩纷呈之处，源自他对《说文》与先秦文献的精熟；至于他的研究中的可商榷之处，则源自他所采用的贯通《说文》词义系统的角度的内在缺陷。以“尧遭洪水”而论，这一命题究竟是史实还是传说，在历史学界、民俗学界均未论定，而宋永培以此作为研究的基本起点，自然不免让人疑惑。王宁先生还指出，描写《说文》意义系统，还有很多基础理论工作需要做，例如“意义的基本单位的确定，词与义在不同层次上有区别的表述方法的标准化，词义在系统中的有序性的体现[5]”，在这些方面，宋氏的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满的范式，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读宋氏之作，往往于拍案叫绝之后心生疑惑，于心生疑惑之际又不忍不信，这种阅读体验，是阅读那些突破旧学窠臼、努力求索新知的学术著作的普遍感受。这种在“信”与“不信”之间的挣扎，这种在大真理与大谬误之间的徘徊，这种建立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学术执著，以及这种“言必称尧舜”式的对中华文化的深爱，正是宋永培学术研究的价值与魅力所在，也正是后学所应当继承的学术精神。
[1] 王宁《<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1页，巴蜀书社，2001年。
[2] 见宋永培《<说文>词义系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1·2·2部分。
[3] 《吕氏春秋·圜道》：“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
[4] 王宁《<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3页，巴蜀书社，2001年。
[5] 同上，4页。
宋永培的《说文》研究，建立在精深的文献功底的基础上，“他严格按照《说文》与传世文献结合的路子去研究文献词义学，坚守《说文》学的立场潜心钻研，《说文》与先秦文献都达到了精熟的程度。[1]”这种好学深思、厚积薄发的学术态度，当为后人之鉴。
在《<说文>词义系统研究》中，宋永培论述了把《说文》词训作为封闭的语料进行系统研究的合理性：（一）《说文》词义材料记载词的贮存义；（二）《说文》词义材料具有明确的时代性；（三）《说文》的词义训释在总体上信而有征；（四）《说文》包容了周秦文献足够的词汇量[2]。宋永培的论证，是本文语料选取的理论依据。
在对《说文》词义系统的研究中，宋永培先后采取了两条基本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在《<说文>词义系统研究》一文中，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分—合”的“圜道[3]”哲学观念为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将《说文》绝大部分词义归纳为由22个义区、430个义系、7790个义位所组成的《说文》词义系统环状网络体（参图1、2），并指出《说文》词义系统具有整体性、转换性、调节性的规律。在此后的著作中，宋永培以“尧遭洪水”的上古事件为线索来贯通《说文》词义，归纳出20个义系，认为《说文》对“尧舜故训”和上古历史进行了成体系的记录。宋永培深刻地认识到《说文》与古代文化、历史、典章制度的密切关系，因此选择古代的基本哲学观念与重要历史事件作为自己贯通《说文》词义的线索。
对于宋永培的研究，王宁先生评价道：“我不能说，永培的这部书里所说的都是真知和确证，但我认为，这里的有些论证的确非常精彩[4]”，这一评价是真诚的、客观的。本文认为，宋永培的《说文》研究中的精彩纷呈之处，源自他对《说文》与先秦文献的精熟；至于他的研究中的可商榷之处，则源自他所采用的贯通《说文》词义系统的角度的内在缺陷。以“尧遭洪水”而论，这一命题究竟是史实还是传说，在历史学界、民俗学界均未论定，而宋永培以此作为研究的基本起点，自然不免让人疑惑。王宁先生还指出，描写《说文》意义系统，还有很多基础理论工作需要做，例如“意义的基本单位的确定，词与义在不同层次上有区别的表述方法的标准化，词义在系统中的有序性的体现[5]”，在这些方面，宋氏的研究并不能提供完满的范式，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读宋氏之作，往往于拍案叫绝之后心生疑惑，于心生疑惑之际又不忍不信，这种阅读体验，是阅读那些突破旧学窠臼、努力求索新知的学术著作的普遍感受。这种在“信”与“不信”之间的挣扎，这种在大真理与大谬误之间的徘徊，这种建立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学术执著，以及这种“言必称尧舜”式的对中华文化的深爱，正是宋永培学术研究的价值与魅力所在，也正是后学所应当继承的学术精神。
[1] 王宁《<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1页，巴蜀书社，2001年。
[2] 见宋永培《<说文>词义系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博士论文），1·2·2部分。
[3] 《吕氏春秋·圜道》：“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
[4] 王宁《<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序》，3页，巴蜀书社，2001年。
[5] 同上，4页。
